回想我的求学生涯，感到有机会到斯坦福读书是一种幸运，而有幸师从伊丽莎白·特劳戈特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则是更大的幸运。

凡是搞语言学的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伊丽莎白教授都不会陌生。她出版过很多学术著作，光在剑桥大学就出版了三本，其中的《语法化》一书风靡世界，也对汉语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伊丽莎白教授还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为美国科学人文学院双院士，还担任过很多学术行政职务，诸如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和大学副教务长、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秘书长、国际历史语言学会会长、托福考试命题委员会主席等。她出生于英国，行事风格严谨，具有英国人那种特有的缜密逻辑思维特征。

我刚到斯坦福就听说，伊丽莎白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虽然我对她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但当时我是在东亚语言系就读，要跨系选她做导师心里还是没有数，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更没有把握能否达到她的要求。1997年春季那一学期，我选了伊丽莎白的语法化课，最后的成绩是优秀。此外，我还上了语言学系另外一位知名教授的课，他把我的学期论文作为下一学年教学阅读资料。对我来说，这是个很高的荣誉，伊丽莎白也知道此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伊丽莎白也就很乐意收我做她的徒弟。

当我第一次表达想选伊丽莎白做导师时，她要我到她的办公室谈一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写论文的方式差别非常大，如果你想写出可以在西方出版的博士论文，就必须摆脱以前的中文写作思维习惯，采用西方的写作方法。”

在博士论文选题之初，伊丽莎白教授给我提出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用一句话把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和学术价值讲清楚，否则不能开题。”当时我一听就头都大了，心里想一篇博士论文怎么可能用一句话说清楚呢！这下可难坏了我，回去后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星期，尝试了五六次以上，伊丽莎白都不满意，最后总算勉强过了这一关。这番挑战好处很大，它让我胸有成竹，随后的论文写作很顺利，效率也就特别高。结果，我的博士论文在毕业后不到半年就成文送给西方出版社出版，不到两年就在荷兰的约翰·苯杰明出版公司以英文出版，这是一家世界上主要的专门出版语言学专著的出版社。

当时我不太明白伊丽莎白教授这一要求的意图，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这一要求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从学生这一方面看，一旦心中有了明确目标，可以在研究中少走弯路，写出的论文也就自然有个焦点。从导师这一方面看，可以由此判断学生是否把问题想清楚了，特别是可以知道学生选题的价值如何，把这一关把握好了，论文的质量才有保证；此外，导师也由此可以检验和锻炼学生用凝练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中国大学或者研究所培养出来的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很多，他们的论文很多都是一个章节一个问题，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整篇论文也没有一个主题，更没有清晰的论证线索。这在西方是很难有机会出版的。

在斯坦福读书期间，让我受益最大的老师就是伊丽莎白教授。除了上课外，我还跟她修过三个学期的“独立学习课”，教学方式就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选一种专著，每个星期见面一次，写读书报告，讨论自己的心得。

在斯坦福，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要通过四门综合考试，伊丽莎白负责我的理论方法课考试，她先是给我列了一个阅读书目，学了几个月后，她出考题让我解答。这门考试的压力最大，但是收益也最大。我2011年回斯坦福时，伊丽莎白已经退休了好几年了，但是幸运的是，学校又把她请回来讲她最新的研究成果——“结构化”，我系统旁听了这门课。她的这一研究成果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