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有四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社会服务。《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五项重点建设任务：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其中“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居五项重点建设任务之首，其它四项任务其实也是大学四大功能追求的目标。两相比较，一流大学建设，就是通过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把大学的四大功能做到一流。也因此，大学能否一流，关键看教授(包括正、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追求什么。

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大多追求什么?《高等教育杂志》的一篇论文研究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教授们死后如果希望得到同事的评价，那么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这看似一个身后名的问题，其实关乎教授对学术声誉的追求。佐治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oseph Hermanowicz采访了60位美国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发现教授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两类，而这两类与教授们的学术地位有很强的关联性。

学术地位高或论著颇丰的教授大多希望获得专业成就上的认可，如被评价为“是某个领域的领导者或某种理论的创立者，就像人们说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有受访者甚至表示，如果能够在物理学的发展中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并赢得同事的尊重的话，他可以“随时死而无憾”。

学术地位一般或论著平平的教授，大多希望获得个人品质上的评价，如“是个好人，诚实、平易近人、勤奋”。他们在学术上更在意方式方法正确，而不是成果一流。他们往往通过抢占道德制高点为自己没有完全实现自我提供借口和解释，因此，在职业上被别人认为是个好人就成了比较性失败的补偿。

作者的统计表明，第一类教授基本上在一流大学或一流物理系，而第二类教授则以排名较低的大学居多。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是否追求学术上的一流是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与一般大学或一般学科的教授的最大区别。试想，如果一所大学的教授只满足于做事正确而不追求专业上的崇高成就，这所大学能成为一流吗?

当然，追求一流不一定最终成为一流。但是，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追求一流的教授也不是好教授。理由至少有两条：其一，于己来说，不追求一流不可能成为一流;其二，作为老师，不追求一流不可能激励学生成为一流，因为激励一流的，除了一流业绩，更是一流精神。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泰斗林家翘先生谆谆告诫学人：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

中国人特别有诺贝尔奖情结，常常自省我们为什么很难得诺贝尔奖?做第二等乃至更低等题目的人太多且更容易获益，也许是症结之一。诺贝尔奖就像麻将里的大胡子，努力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想做。实践证明，如果大家都想做大胡子，那么做成大胡子的概率就高，相反，如果多数人热衷于小打小闹、见牌就和，那么个别想做大胡子的人就很难成功。从这个角度看，追求一流也在创造一流。

英国一项针对20位大学校长的调查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全球化和“世界级”大学(相当于“一流”)的概念把大学推向了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在此背景下，大学校长陷入了声誉和效率的矛盾困境之中：一方面，校长们都知道诸如诺贝尔奖这样的一流成果对提高大学声誉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把用指标和排名来衡量的效率和效果置于头等重要地位。创一流指标易，树一流口碑难，所以校长们虽然鼓励追求声誉，但真正激励的是效率和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平快。激励短平快最有效的法宝是什么?当然是教授们聚在一起最爱聊的东西。

教授们聊的话题通常是：哪所大学待遇好、一篇SCI论文奖多少钱、最近发了篇几分的论文、还发几篇可以当名山秀水学者等等。

据说英国女王安娜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当她知道天文学家们的薪金很低时，表示要给他们加薪，可是天文学家们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们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高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将不是天文学家而是一些混子了。”

一所大学之所以被公认为世界一流，核心在于那所大学出了不少享誉世界的人物和成果，在于那所大学的教授一直致力于追求一流，因而可以预期那所大学现在和将来还可不断涌现那样的人物和成果。一所大学也许至今没有出过，或许也很难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不朽人物，但一所大学里的教授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成为这种人物的梦想和行动，那么这所大学永远不可能成为公认而不是自己证明的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