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学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近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学坚持中国化方向，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我们应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我国民族学发展成就与挑战并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族学恢复重建，学科发展迎来新高潮。在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我国民族学坚持扎根本土实践，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深入了解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情。

40年来，我国民族学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其成就主要包括：重建和新建全国性和地区性民族学学术团体;恢复、新建高校的民族学教学机构，民族类院校和一些综合性大学成立了民族学院(系);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社会科学院设立了民族研究所;编写了一大批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科书;都市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形成多分支学科并存的新局面;研究对象和领域扩大，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调查研究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和主要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形态等，逐步扩展到既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既注重传统文化也关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研究等新的主题;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理论著作，包括介绍民族发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介绍民族文化的“民族知识丛书”等，出版了一批高水平个人学术著作;理论和方法多有建树，旧的研究范式被打破、新的研究范式被引进，方法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部分民族学者根据我国各民族资料，挑战西方经典著作中的理论或观点并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理论新观点;田野调查方法日益多样，引进其他学科的调查方法，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许多学者到国外进行访问或从事学术研究，外国学者也大量访问我国，合作调查研究不断增多。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民族学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有些学者唯西方是从，不顾本国实际、不考虑时代性和地区性，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二是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有待增强，比如，有的调查前期准备不足;有的调查只重视收集文献和统计资料，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的调查走马观花、浮于表面等。三是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谈理论的成果多、研究实际问题的成果少，还存在有些应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分析和科学依据等问题。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四项原则

20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民族学者就已开始讨论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简单说就是具有中国特色。随着时代发展，民族学中国化不断被赋予新意义。2016年，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提供了思想指南。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增强学术自信。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摧毁中华民族形下之器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形上之精神，如学术自信。因此，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存在自卑心理，认为西方理论范式都是正确、先进的，基于本国视角和本土经验的研究都是低层次的，进而奉西方理论、方法和范式为圭臬。然而，从历史看，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衰，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保持两千多年而没有四分五裂，孕育、滋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我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在民族学资料方面有很多宝贵文化成果;从现实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不仅应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而且应增强学术自信。没有学术自信，就难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

加强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批判。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曾说，科学上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舍弃批判的态度，代之以轻信佐证不足的假说。当代学者如果不能对前人理论和方法的不足提出分析和批评，就无法提出超越前人的理论、方法和概念。19—20世纪的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大多是处于原始状态、社会较封闭、阶级或阶层尚未分化、没有文字的族群，西方民族学者在田野调查前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风俗等情况大多不了解，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与之相比，我国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资料，我国民族学者对研究对象比较熟悉。这就意味着西方理论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实际，不能盲目套用。更进一步看，西方学者喜欢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数理论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其科学性和普遍性没有经过实践证明。把这些假设运用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中，显然并不科学。

融贯中西，取长补短。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源流不同，学术体系也有较大差异。中国传统学术源自先秦诸子百家，西方学术源自古希腊罗马;中国学术比较注重人文性、哲理性和应用性，西方学术比较注重逻辑性和理论性，二者各有所长。全盘肯定本国学术传统，不借鉴吸收国外学术精华，就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学术发展趋势;全盘否定本国学术传统，必将处于世界学术的附庸地位。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我国优秀学术传统，吸收西方学术精华，特别应充分利用民族学擅长的比较法与结构分析法深入研究我国文化资源，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认知方式和思想内容提炼出来，充实、更新现代民族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从世界范围看，像我国这样多民族聚居、共同经历数千年岁月、实现共存共荣大团结的国家绝无仅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各少数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并行使相关权力，全国各民族更加团结。这为我国乃至世界民族学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民族学者应对此进行全面、客观、系统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中东部城市流动，一些内地人口也向民族地区流动。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同时也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迫切要求我国民族学者行动起来，适应时代变化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实现四个结合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全过程，并在四个结合上下功夫。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任何学科都有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应用研究的内容，但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明显带有应用色彩。比如，宋代思想家朱熹主张治学应“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发展变迁规律，并把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学科专业边界划分得比较清楚，民族史、民族学和民族语言专业主要进行基础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侧重现实和对策研究，各学科专业互不“侵犯”。这种研究细分有利于深化相关领域研究，但同时也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即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民族问题出现许多新现象。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如何让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不能只做纯学术的研究，而应既在理论和思想上有所建树，又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方面有所作为。

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结合。人类社会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系统。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只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得出正确结论，需要同时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学中的许多理论也是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19世纪中叶形成的进化论，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十分明显;20世纪形成的新进化论，借用了自然科学的“能量学说”分析人类文化进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同样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研究民族来源为例，如果结合生物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就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比如，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藏族源于古代羌人(西羌或氐羌)。春秋战国以后，大部分古羌人融入华夏人中，另一部分南迁并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形成现在的藏缅语族各民族。这一史实不仅在历史文献、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中找到了大量证据，而且还可以从基因中找到证据。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儿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藏民的白细胞抗原与中华民族北方人群的白细胞抗原相符合。本世纪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个DNA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56个民族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

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相结合。西方民族学界一般把历史经典和文献资料中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把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大传统主要由历史学者研究，小传统主要由民族学者研究。我国部分民族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其实，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不仅有小传统，也有大传统。研究社区或村落文化，如果不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各种文化理念等大传统，就很难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民族学者应将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结合起来。

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相结合。科学分析范式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已知的事实进行比较，通过假设检验等方法阐明社会和文化的一般法则、规律或原理。人文学分析范式是理解、解释现象的范式，如历史学界普遍使用的考证“事实”真伪的范式，又如人类学界探索意义及其象征的范式。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虽然性质不同，但两者并不是毫无共性，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也具有规律性，学者归纳、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则也具有普遍性。因此，把科学范式与人文学范式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应把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